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倒计时，23:57，最后一班地铁已经停运。写字楼外的路灯在深秋的雾里晕成昏黄的光斑，背包里的工牌硌得肩胛骨发疼——连续加班十四天后，我终于在凌晨前合上了那份永远改不完的项目方案。
“叮——”
锁屏弹出部门群消息，项目经理王姐的头像跳动：“小满，明早九点前把终版发我，甲方说要带着去招标会。” 输入法键盘在掌心磨出红印，我盯着输入框里的“好的”，最终按了删除。指尖划过屏幕，相册里存着上周在医院拍的CT片，医生说颈椎已经劳损得像四十岁的人。
街角传来汽车引擎的轰鸣，穿黄色马甲的夜班保安冲我招手：“姑娘，最后一班摆渡车要开了，就等你了。” 灰蓝色的小巴停在梧桐树影里，车身漆着褪色的“CBD通勤专线”，车窗玻璃蒙着水汽，像口倒扣的蒸锅。
车门拉开时涌出陈旧的皮革味，混着铁锈的腥甜。我数着座位往后走，前排穿深灰西装的男人正在看报纸，头版标题是《第三起深夜通勤失踪案》，照片上的女白领戴着和我同款的红色围巾。倒数第二排坐着个戴黑色口罩的女人，怀里抱着个方型纸箱，胶带缝隙里露出半截电路板，荧光绿的指示灯在黑暗中明明灭灭。
引擎声突然卡顿，司机在后视镜里冲我笑，他的领带歪得像条吊死的蛇：“坐稳了，今晚雾大。” 车轮碾过减速带时，车顶的安全锤突然掉落，砸在我脚边的地板上，发出空洞的回响——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，这辆车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。
手机在掌心震动，是母亲发来的语音：“小满，你李姨说你们写字楼后面的小路……” 话尾被电流声撕成碎片，窗外的街景突然扭曲，明明该是熟悉的金融街，却闪过几栋废弃的厂房，生锈的招牌上“永利印刷厂”的字样在雾里时隐时现。
“下一站，幸福里小区。” 电子报站声像生锈的齿轮在转动，穿西装的男人突然站起来，报纸滑落在地。我看见他翻折的袖口下，手腕内侧有三道平行的烫痕，和我上周打翻咖啡杯留下的一模一样。他走向车门时，黑色皮鞋在地板上拖出长长的划痕，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拽住。
车门打开的瞬间，穿堂风卷进几片枯黄的梧桐叶，却没有半点脚步声。我探身望去，雾里空荡荡的站台边，立着块掉漆的木牌，歪歪斜斜写着“黄泉路33号”。戴口罩的女人突然抓住我的手腕，她的指尖冷得像冰块，纸箱里的电路板发出蜂鸣，荧光灯在她口罩上投下诡异的影子：“别下车，他们在收集通勤卡。”
我猛地抽回手，后颈沁出冷汗。车载时钟显示23:59，距离零点只差一分钟，可窗外的雾气越来越浓，连路灯都看不见了。当分针划过12的刹那，所有座椅的皮面突然裂开，露出底下暗褐色的海绵，像是某种生物的肌理。戴口罩的女人的纸箱“砰”地掉在地上，里面散落出十几张泛黄的车票，每张票面上都印着我的名字，发车时间从2019年到2023年，精确到分秒。
“林小满，工号0713，超时加班327小时。” 司机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我抬头看见后视镜里的人脸正在融化，西装男人不知何时坐在了第一排，他翻开的报纸上，失踪案的照片不知何时变成了我的证件照，标题换成了《第四位未归者》。
手机突然弹出短信，发件人是“未来的你”：“记住，不要接任何人递来的红色车票，末班车没有终点。” 锁屏时间显示00:03，可车载时钟还停在23:59，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。戴口罩的女人弯腰捡车票，我看见她口罩滑落的瞬间，左脸爬满青紫色的尸斑，正是上周在茶水间遇见的猝死同事张姐。
“小满，来帮我改下方案。” 张姐的声音混着电路板的电流声，她递来的车票边缘渗着暗红，像被水浸泡过的血书。我突然想起三天前凌晨，她也是在加班后坐这辆摆渡车，第二天清晨被发现趴在打印机上，手里攥着半张被冷汗浸湿的车票。
汽车突然剧烈颠簸，我抓住扶手，指尖触到黏腻的液体——金属扶手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小字，全是人名和日期，最新的一条是“林小满，2023.11.15，23:58”，字迹还带着新鲜的凹痕，像是刚用指甲刻上去的。穿西装的男人不知何时站在我身边，他的瞳孔里倒映着无数个重叠的我，每个“我”都在重复着加班、打卡、赶末班车的动作，像被钉在时间的齿轮上。
“乘客们请注意，终点站已到达。” 电子报站声响起的同时，车门“轰”地打开，外面是片灰蒙蒙的荒原，远处有栋正在倾倒的写字楼，玻璃幕墙反射出我惨白的脸——那是三个月前就该拆除的旧办公楼，此刻却在雾中若隐若现。
张姐的手搭上我的肩膀，她怀里的电路板突然拼成完整的屏幕，上面滚动播放着我加班的画面：凌晨两点对着电脑吃冷掉的泡面，清晨五点在洗手间用冷水拍脸，还有上周在楼梯间偷偷哭的样子，每个场景右下角都标着“加班时长：03:47”“04:21”……像被永远记录在某种档案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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